認清毛澤東－圍困長春 餓死數十萬平民
文章來源：希望之聲 文章作者： 發布時間：2007-06-24
【看中國報道】在這一集我們向大家介紹在中共打長春時，餓死數十萬平民的慘劇。内容來自著名作家張戎女士的著作《毛澤東：鮮爲人知的故事》的第三十章“ 赢得内戰 ”
毫無恻隐之心是毛澤東的最大優勢。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長春時，因強攻不得手，改變圍困絕糧的辦法，欲迫使長春守敵投降。五月三十日，林彪下令：“要使長春成爲死城！，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将軍，他拒絕投降。由于城裏五十萬平民的存糧隻能維持到七月底，鄭将軍要平民離城。
毛澤東批準了林彪的作法：“嚴禁城内百姓出城。”“隻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。”這是爲了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。毛對林彪說：鄭洞國，人老實，在目前情況下[即老百姓挨餓的情況下)有可能争取起義、投誠”。雖然他自己沒有憐憫之心，毛很懂得這一人之常情，懂得怎樣利用它。可是盡管鄭洞國内心“極度痛苦、絕望，他沒有想過投降，一直堅持到最後。
圍困長春三個月後，林彪向毛報告：“圍困已收顯著效果，造成市内嚴重糧荒居民多賴樹葉青草充饑，餓斃甚多。”對鄭洞國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，林彪說：“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，并有鐵絲網壕溝，嚴密接合部，消滅間隙，不讓難民出來，出來者勸阻回去。此法初期有效，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，饑民便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，經我趕回後，群集于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[“卡空”]，由此餓斃者甚多，僅城東八裏堡一帶，死亡即約兩千。” 林彪還說：“不讓饑民出城，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，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，都是很費解釋的。”饑民們“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，有的将嬰兒小孩丢下就跑，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。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，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，說是“上級命令我也無法”。更有将難民偷放過去的。經糾正後，又發現了另一偏向，即打罵捆綁以緻開槍射擊難民，緻引起死亡。”
甚至鐵石心腸的林彪也建議“酌量分批陸續放出難民。報告上交毛後，沒有回音。林彪熟悉毛“默否”的老花樣，便自行做主，在九月十一日發出命令：“從即日起，阻于市内市外之長難民，即應開始放行。”但是這一指示未能實行，原因隻可能是毛否決了它。隻有對共産黨有用的人才被放出。某難民回憶道：“我們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，在“卡空”待一宿就出去了。是托了我老伴的福。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，那邊缺醫生”。
攜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受到特别歡迎，沿途熱情關照優待。留在“卡空，裏的老百姓呢，活過來的人說，“就喝死人腦瓜殼裏的，都是蛆。就這麽熬着，盼着，盼開卡子放人。就那麽幾步遠，就那麽瞅着，等人家一句話放生。卡子上天天宣傳，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。真有有槍的，真放，交上去就放人。每天都有，都是有錢人，在城裏買了準備好的，都是手槍。咱不知道。就是知道，哪有錢買呀！”
當時的長春市長記道：市民大批餓死是在廠九月中旬，以後，那時“北地長春，業已落葉鋪地”，供人們充饑的唯一食物也沒有了。五個月的圍困下來，中共進入長春時，長春人口從五十萬減少到十七萬。就是中共的官方數字也承認餓死十二萬人。
參加圍城的中共官兵說：“在外邊就聽說城裏餓死多少人，還不覺怎麽的。從死人堆裏爬出多少回了，見多了，心腸硬了，不在乎了。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，不少人就流淚了。很多幹部戰士說：咱們是爲窮人打天下的，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？有國民黨嗎？不都是窮人嗎？”
長春發生的事被嚴密封銷。有幸離城的難民都發了“難民證”，印着四條“難民紀律”，其中一條是：“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爲”，嚴禁他們傳播餓死人的真相。中共粟裕大将說，利用餓死平民來迫使守城的國民黨投降這一長春模式，在“若幹城市采用”過。隻是粟裕大将沒有說是哪些城市。
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爲戰争服務。“解放區，大多數青壯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斷擴大的軍隊，或當爲前線服務的民工。後者數字尤其巨大，在遼沈戰役中，直接支前的民工達一百六十萬，二夫一兵。平津戰役中的民工數是一百五十萬。淮海戰役中高達五百四十三萬。這一支龐大的隊伍在前線修工事、運彈藥、擡傷員、送飯菜。
農活歸留在家裏的婦女幹，幫她們的隻有小孩、老人跟殘疾人。她們還得照料傷病員，洗補軍服，做無窮無盡的軍鞋，給軍隊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飯。家家戶戶都要出糧，在淮海戰役期間農民出的糧達到二億二幹五百萬公斤。爲了提供做飯的燃料，農民拆掉自己的草房。大軍搭的橋、鋪的路上，有不少農家的房梁。
在中共“解放區”人們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戰争機器的一部分。這就是毛的“人民戰争”。 是什麽使農民“踴躍支前”，中共宣傳說靠的是搞“土地改革”。沒錯。但那是什麽樣的土地改革呢？
毛澤東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“工作組”到農村，組織“鬥地主，大會。會上對那些相對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犧牲品，打罵折磨，甚至施以酷刑。提到土改，人們說起的都是這些記憶，分土地倒成了其次。
爲了讓“工作組”的幹部們知道具體應該怎麽辦，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，毛派專門整人的康生，到晉西北的郝家坡去創造典型。郝家坡第一天鬥争大會後，康生對幹部和積極分子總結說：“我們對地主太客氣了”，“要指着鼻子罵”，“要提出讓他傾家蕩産，要教育農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臉鬥争，“多死點地主分子沒關系。”
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爲鬥争對象。鬥争大會上，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，被吐唾沫、用鞋底抽嘴巴，被剝下衣服，被廁所裏舀來的糞淋在頭上。孩子們被别的孩子喚作“小地主土，打得頭破血流。康生站在一邊微笑地看着。
“地主”這頂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頭上。郝家坡早已在共産黨統治下多年，富人地也賣了，人也窮了，按中共《怎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》的标準，這裏就找不到地主了。沒有鬥争對象怎麽行呢，康生規定群衆不喜歡的人可以作爲鬥争對象。于是村民們嫉妒，怨恨的人，通奸的人，便成了靶子。
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幹部們的教科書。和彭德懷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仗義執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說：“我親身看了那個土改，想起來很難受。鬥地主，其實不是什麽大地主，隻是勞動力缺乏，請個工人，種種地，就叫地主了。鬥的時候，搭個架子，把那些人吊起來。我看見的一個村子裏，丈夫死了，女的那時都是小腳，在田裏做工是很不容易的，于是請個長工進來。他們問她糧食藏在哪裏？爲什麽房裏糧食不多？我知道她家并沒有很多的地，沒多少糧食，但逼，逼供信，就要你交。
村子裏男女老少都要來，連小孩子都要來看，強迫着來。叫你舉手，你是不敢不舉手的，不舉手你也會遭殃。幹部有的是痞子幹部，真正的老實農民到那時惹不起那些痞子幹部。”
周小舟和夫人反對這類做法。但他們接到的指示說，這是受壓迫受剝削的窮人翻身複仇的正義行爲。 當時的口号是“群衆要怎麽辦就怎麽辦”。毛實際上要的是幹部們鼓勵暴行。周小舟等人被指責爲阻礙群衆運動，被當作“石頭”“搬掉”。
毛對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他在陝北佳縣。根據給他的報告，那裏的土改：“有用鹽水把人淹在甕裏的。還有用滾油從頭上燒死人的。”有個地方甚至“規定誰鬥地主不積極，就用亂石頭打死。
毛那年底住陝北楊家溝時，不引人注意地去觀看了鬥争大會。會上的殘忍作法連出身貧雇農的警衛也覺得“過火”。
一九四八年初，中共占領地區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，絕大部分在農村，都經曆了土改。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“地主富農”，這意味着僅就這兩種人，還不算康生新加上的鬥争對象，起碼一千六百萬人成爲受害者。死亡難計其數。
土改的結果，據給毛的報告是“人人都害怕”，“農村極度緊張”。同情中共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後說：“恐怖的手段越來越厲害，人口中相當一部分被消滅。”“在中共地區的農民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恐懼與謹小慎微。”
毛澤東的目的達到了。中共要農民出兵、出夫、出糧、出錢時，他們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發，還得表現積極。
山東農民負擔決定性的淮海戰役。毛嫌那裏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氣氛不濃，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。康生對鬥争對象采取“不管有無罪惡一律予以肉體消滅”的政策。有一個鎮，康生到來前沒有什麽暴行發生，來了以後一百二十人被打死。有的罪名是“同情地主土，其中兩個年僅七歲，被兒童團的一幫孩子折磨死。正是山東的第二次土改，爲淮海戰役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礎。
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幹部學習殘忍，适應殘忍。大多數新黨員都得下鄉參加土改“受鍛鏈”，其中一個是毛二十五歲的兒子毛岸英。毛岸英雖然在斯大林的蘇聯長大，像土改那樣的場面他還從未經曆過。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，毛派他去跟康生當學生，在康生領導的土改工作組裏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兒，化名小曹。不久毛岸英就充滿苦惱，他在日記裏寫道：“我來到郝家坡不到十天，在思想上已經發生了問題。”他受到很多批評，說他“思想有右傾的嫌疑”。他睡不着覺，“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左思右想地檢讨了一番，難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傾成分嗎？”他責怪自己的“小資産階級味道”，“我還沒有無産階級化”。他感到“無限的痛苦”。這種痛苦讓他“流下了好久沒有流過的眼淚。”
